自2012年4月金正恩执政以来，世人对朝鲜的关注度倍增。关注的内容主要有:不满30岁、毫无治理国家经验的朝鲜第三代领导人金正恩能否顺利掌控政权并巩固其地位;朝鲜能否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来将经济由“负增长经济”转变为“正增长经济”并实现经济的腾飞；核问题与对外关系将向何处发展等。其中，最为关切的当属经济问题。因为经济问题关涉该国政权的稳定、百姓的民生、国家的繁荣。那么，金正恩执政后，朝鲜经济特征如何、面临着哪些瓶颈、采取何种经济决策、未来走势如何?这些问题不仅是世人密切关注的热门议题，也是本文拟尝试和探究的课题。
1.金正恩执政后的朝鲜宏观经济形势回顾
朝鲜经济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其辉煌时期是在1958－1976年。此间，朝鲜虽然与中国都是在前苏联式高度集权型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但朝鲜呈现出一片经济繁荣景象。1958年朝鲜掀起的千里马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到了80年代，人均GNP已经超出2000美元，朝鲜已由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变成为重工业门类较为齐全、轻工业和农业较为发达的工业国家。
然而，1978－1993年朝鲜经济历经中速、低速、停滞以及负增长之后进一步下滑，以至于到了90年代中期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朝鲜未能适时地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对内、对外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金正日从金日成政权继承的经济遗产便是急速下滑且处于危机前兆的经济。那么，金正日留给金正恩政权的经济遗产以及现今朝鲜的经济特征如何呢?具体来看:
(一)朝鲜经济增长低迷的萧条经济
1998年10月朝鲜进入金正日时代之后，1990－1998年连续9年出现负增长局面的朝鲜经济，在中国、韩国等国际社会大力援助的外部因素和经济政策部分改善的内部因素共同影响之下，终于走出低谷，并在1999－2005年之间实现了经济的缓慢复苏，增长率分别为6.1%、0.4%、3.8%、1.2%、1.8%、2.1%、3.8%。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朝鲜进行第一、二次核试验导致的国际社会经济制裁的加剧以及原本局部吸纳市场功能的经济政策转变为管制市场的经济政策等，朝鲜这一极其缓慢的经济复苏进程也未能持续多久，2006－2010年再次进入负增长轨道(2008年除外)分别为－1.0%、－1.2%、3.1%、－0.9%和－0.5%。
2011年朝鲜经济仅实现了0.8%的正增长，但工矿业增长率仍然为－1.4%，其中制造业为－3.0%，重化工业为－4.2%，轻工业为－0.1%。也就是说，这一年朝鲜的经济增长是借助良好的气候条件农林渔业5.3%的增长率与住宅等大批基础建设的投入来实现的。由此可知金正日留给金正恩政权的经济遗产便是长期陷入“泥潭”的、难以摆脱的“危机经济”。
从2012年金正恩执政以来朝鲜经济的运行情况看，状况明显好于金正日政府执政后期，已走出谷底，正在逐渐步入复苏轨道。2012、2013年和2014年朝鲜经济增长率为1.3%、1.1%和1.0% 其中农林渔业增长3.9%、1.9%和1.2%，工矿业增长1.3%、1.5%和1.1%。
然而，就目前朝鲜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经济复苏的进程十分缓慢，还远远谈不上已经步入良性循环轨道，即朝鲜经济仍未能走出长期难以摆脱的“危机的泥淖”。
如果考虑到2006年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以来国际社会对其实施的从未中断的经济制裁，就会发现，朝鲜此次将金正日时代后期原本“负增长经济”(2008年除外)扭转为“正增长经济”，是完全依靠其内部各种因素的共同驱动来实现的，即2012年以来朝鲜金正恩政府实行的所谓“新的经济管理方法”奏效的结果。
据近来朝鲜《劳动新闻》、《朝鲜新报》、朝鲜学者答海外记者等相关内容来分析，金正恩政府采取的主要经济政策如下:
一是赋予生产第一线企业以更多的经营权限。同金正日时代不同，朝鲜此次在“经营战略”的导向下，允许一般性或地方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的前提下自行组织其他品种产品的生产，即除了赋予一线企业原材料交易、生产品种、产品价格、职工工资标准、超额收益的使用及盈余产品的自行处置等方面的权限外，还允许企业开设现金账户及外汇账户。
这意味着朝鲜目前已经承认并鼓励早已在其企业中盛行的市场指向型经营活动，作为其交换条件，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收入分成比例为7:3。朝鲜这一举措类似于80年代初在中国国有企业实行的“放权让利”双轨制改革。
二是按照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实行多劳多得、多产多得的绩效工资制，从而事实上废除了单一工资制度。原本朝鲜工资由基本工资加津贴构成，其中津贴不允许超过基本工资的100%。
据称，朝鲜茂山铁矿、金策炼钢厂等国家级企业目前已经根据本企业生产效率将劳动者的工资上调至10－100倍。朝鲜这一允许企业根据本企业的生产情况将津贴上调至100倍的举措，可视为将劳动者工资适应市场高物价的一种举措，即朝鲜正在“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一问题上提倡“朝鲜版先富论”。
三是在农村实行“分组管理制下的产田责任制”，并赋予合作农场类似于其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经营自律权。对于秋季收获物，国家与农民之间按7:3比例分成，对农民实行现货分配。
(二)朝鲜经济结构失衡的畸形
经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能够充分反映该国经济决策的意图、经济开发战略的取向和经济发展水平，朝鲜也不例外。90年代以前，由于朝鲜推行重工业优先、轻工业与农业同时发展的经济开发战略，使得工矿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据举足轻重的比重如1980年曾经占据60%。
然而，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是，朝鲜这一期间的经济结构虽然倾斜于工矿业，但农林水产业比重却始终占据1/4以上。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朝鲜能源难、原料难导致的工厂开工率极低以及粮荒导致的对农业的临时性重视等原因，经济结构呈现出更加不合理的状态，农林水产业比重由1990年的26.8%上升为2000年的30.4%，而工矿业比重却反而由1990年的42.8%(其中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率为74.1:25.9)下降为2000年的25.4%(其中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率为63.5:36.7)；
2000年以来，朝鲜的经济结构充分地反映了其经济长期在低增长或负增长区间徘徊的特征，即农林水产业比重呈现出逐渐回归至1990年以前水平的同时(2014年为21.8%)，工矿业比重却显示出缓慢回升的势头(2014年为34.4%，其中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率为69.4:30.6)。
这就造成了朝鲜目前农业比重大，工业中重工业比重大，而轻工业和第三产业比重过小的“两大两小”的经济格局。
(三)朝鲜经济运行受阻的“三难经济”
金正日执政以来影响朝鲜经济运行的最大瓶颈就是所谓“三难”即“粮食难、能源难、外汇难”。
首先，从粮食生产情况来看，1984年朝鲜实现1000万吨粮食高产目标之后，由于各种原因，产量一路下滑，直至1995年骤减到345万吨，朝鲜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粮荒。2003年以来，朝鲜粮食产量基本保持在400－450万吨之间，2014年首次突破500万吨，为503万吨。
而朝鲜每年正常的粮食需求量大约为800万吨，其中按最低标准计算，口粮需求量为500万吨，其余为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食，这说明目前朝鲜粮食缺口还是很大的。而且现如今朝鲜除粮食以外的其他肉、蛋、奶、蔬菜、水果等副食品供应严重短缺，据悉，朝鲜居民的营养状况也十分严峻。
其次，从能源情况来看，冷战时期朝鲜的能源主要依靠前苏联以社会主义友好价格提供的进口石油。此间，朝鲜从前苏联进口了其石油进口总量的80%。
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提出同朝鲜以国际价格为基准进行硬通货结算，这导致外汇短缺的朝鲜进口石油被迫锐减，由1990年的1847万桶锐减到2014年的388万桶。
从此，朝鲜的能源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冷战时期的“主油从煤”转变为“主煤从油”，即70%以上依靠煤炭，把煤炭生产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称之为“煤炭为工业粮食、经济的生命线”。然而，由于朝鲜采掘设备陈旧落后，且因缺乏资金更新设备，严峻的能源难形势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2014年朝鲜的煤炭产量仍然未能达到1990年3315万吨的水平仅为2709万吨。笔者认为，朝鲜要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大量注入，单纯依靠本国的努力或对其体制进行小修小补是徒劳的。能源供给的急剧减少必然导致朝鲜铁矿石、有色金属、钢铁、水泥、化肥等基础原材料生产企业的开工率大大下降，而基础原材料行业产量的锐减又必然导致上下游产业链条关系的断裂，这就是目前朝鲜经济难以从恶性循环中摆脱的结构性根源。
最后，从外汇情况来看，由于朝鲜几十年来一直鼓吹要用本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民族经济，加之冷战时期朝鲜的主要产业均由苏东、中国等国家帮助建设，所需石油、机器设备等也同样由这些国家提供。
截止目前，朝鲜从未将出口创汇这一事宜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冷战结束后苏东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断了对朝鲜各种各样的经济援助，而朝鲜在未能培育出口创汇能力的情况下不得已进口一些石油、机器设备等战略产品，这就造成了90年代末朝鲜庞大的外债危机。2000年，朝鲜外债累计规模已经达到124.6亿美元。
对于新加坡、台湾等一般外向型国家（地区）来说，这不足为奇，但对于朝鲜来说却是一个巨额数字，因为这一数字是朝鲜当年国民收入(GNI)的74.2%。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早已将朝鲜列入“丧失外债偿还能力的国家”名单中。进入21世纪，除了韩国的金大中、卢武铉两届政府对朝鲜提供了大量变相、无偿的经济援助之外，中国等一些国家也对朝鲜提供了大量无偿的经济援助。
然而，自从2009年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以来，朝鲜从韩国等国际社会获取经济援助的机会已经几近丧失，加之对外贸易也一直保持逆差，其外汇收入可称得上是濒临枯竭。
(四)依存中国的对外经济
冷战时期，由于朝鲜奉行的是内向型经济开发战略，对外贸易在其经济中只是起着互通有无的作用。
80年代朝鲜对外贸易依存度基本保持在20%左右，而90年代以来在经济规模显著萎缩的情况下反而下降至10%左右。这清楚地表明，80年代朝鲜对外贸易依存度在不包括对韩国贸易的情况下曾经达到20%左右，而进入90年代以来在包括对韩国贸易的情况下才达到10%左右也就是说朝鲜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是提高了，而是明显下降了。
然而，新世纪以来中国作为朝鲜第一大贸易对象国，尽管对外贸易的整体依存度有了大幅度的降低，但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却一直处于高位。朝鲜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在90年代一直保持在25%－30%的水平，而2014达到了85.46%其中对中国的进口依存度更高，为90.4%，这也充分说明了目前朝鲜国内商品的奇缺。
2.金正恩执政后朝鲜经济面临的困境
如果将金正恩执政后朝鲜的国家治理模式同金正日政权初期情况相比较，便可清楚地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朝鲜于1994年7月金日成主席突然逝世之后，进入过渡时期的金正日政权面临着“维护国家安全、保障朝鲜政权稳定”与“恢复经济、改善民生”的两难选择。
结果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其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及经济制裁严重的粮荒导致的整个社会极度不安心理、来自韩国的“北韩崩溃论”以及“吸收统一”压力、政权的世袭特征等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使金正日政权在国家决策上不得不倾向于前者。而此次金正恩执政不仅未设定政权交替的过渡时期，只是利用了5个月时间通过“三部曲”顺利完成其政权的承接程序之后，便迅速转入了治理国家的正轨状态。
然而，纵观金正恩执政以来朝鲜经济运转状况以及经济政策措施，不难发现目前当局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困境。
(一)在对待“军部经济”问题上的困境
在朝鲜，所谓“军部经济”，是指隶属于朝鲜最高权力机关———国防委员会领导和管理的军需产业。据悉，朝鲜的“军部经济”产生于70年代实行“国防、经济”并举的经济发展战略时期，膨胀于2000年代实施“先军”经济发展战略时期。目前，朝鲜“军部经济”拥有约130家军用工厂和企业，60家兵器修理与零部件生产企业，300家“日用分厂”或“日用单位”和数十家创汇公司等。
不仅如此，在朝鲜重化工业中金属、机械、化学等工业部门也被“军部经济”系列化，成为“军部经济”的组成部分。因此，目前朝鲜经济结构是一种由“军部经济”和“内阁经济”所组成的“军(需产业)民(需产业)”复合型二元化特殊经济结构。
朝鲜在半岛分裂、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威胁始终存在、来自外部的军事援助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创设并发展“军部经济”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由于朝鲜长期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于“军部经济”中，还要求“内阁经济”为“军部经济”提供更多的积累，不仅导致了两者之间严重的比例失调，还引发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最终成为了“内阁经济”陷入长期“贫困沼泽”的体制性、结构性根源。
因此现阶段朝鲜急需将有限的国家资源优先投资于“内阁经济”中，不仅可以推动“内阁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可以通过“内阁经济”的增长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由于朝鲜现政权天生的“世袭局限性”、来自韩国与美国等国际社会严重的军事威胁，以至截止目前金正恩还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充分反映了其在这一问题上举棋不定的矛盾心理。
(二)在对待“市场功能”问题上的困境
朝鲜市场的前身为90年代以前在全国各地存在的极其零散的“农民市场”。90年代中期，朝鲜配给制度陷入麻痹状态之后，“农民市场”便本能地迅速发展起来，开始进行粮食、日用消费品等原本朝鲜政府严格禁止的产品交易。
一开始，朝鲜居民加入“农民市场”的动机是为了“确保维持生计的粮食及日用生活品”，但随着中朝边境贸易的活跃、通过种种手段获取的粮食、生活必需品等流入市场，他们逐渐领悟到蓄积商业资本的技巧。这些朝鲜最原始的商人从“背货生意”开始目前已经开展了“倒卖生意”、“汽车生意”、“柜台生意”。
市场的存在，极大地刺激了朝鲜农民和城市职工开荒种地、经商、从事私营经济的欲望，对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以及计划经济体制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而此时，朝鲜计划经济体制也陷入了极端瘫痪状态，政府对于“军部经济部门”之外同居民物质生活相关的“内阁经济部门”只好采取放任、自理的政策。
至此，朝鲜的市场空间便得以迅速扩展，不仅从流通部门扩散到生产部门，市场活动主体也由起初的计划经济部门之外合法且非正规经济部门，逐渐扩散到计划经济部门内合法且非正规经济部门乃至计划经济部门内非法且非正规经济部门，市场已经发展成为朝鲜经济内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市场化现象的迅速蔓延使金正日政府不得不对市场给予明确的定位。当时，金正日政府的考虑如下:
(1)由于资源瓶颈约束，朝鲜只能将国家有限的资源优先倾斜于“军部经济部门”，至于对“内阁经济部门”只好允许其按照市场原理运营下去。
(2)鉴于核心“军部经济部门”为非盈利经济单位，朝鲜要优先发展“军部经济部门”，就必须从产出盈利的“内阁经济部门”转移盈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使“内阁经济部门”通过部分采纳市场功能的方式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复兴。
(3)对于那些深深地固化在朝鲜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市场空间，有必要以制度形式予以承认并实行有效管理。
2002年7月1日，朝鲜的“先军”经济发展战略下的“7.1经济管理改善措施”(以下简称“7.1措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7.1措施”的主要特征表明了“实利社会主义路线”，即对于军需产业，由国家以计划方式实行统一管理;而对于民需产业，以决策分权与部分引入市场功能的方式来实行宏观调控。
可见，朝鲜“7.1措施”的本质是对计划型经济管理体制框架下部分引入市场功能的许可与容纳，或对既存市场无奈的默许及权宜之计。
然而，金正日政权实施“7.1措施”之后最难以容忍的事实是，伴随着市场化现象的不断扩散，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其居民的约束力和管控力。原本只有依靠国家配给才能维持生计的最初的朝鲜商人，在历经市场的洗礼之后终于意识到:通过市场空间不仅可以照样维持生计，而且还可以赚取并积攒巨大财富。
而这些新兴“富裕阶层”的涌现，又强烈地刺激了那些在计划部门谋职的“工薪阶层”，结果导致“工薪阶层”都纷纷逃离工作岗位，从事个体生意、个体耕作甚至个体经营等行业。市场化现象如洪水般迅猛袭击了朝鲜各经济部门，这使得起初毫无思想准备的朝鲜金正日政权开始高度警惕、高度防范，随后自然便是采取了大刀阔斧的回收“7.1措施”，即管制市场的“倒退”措施。
朝鲜称:“市场是非社会主义的栖息场、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并从2006年开始实行了以加强市场管制与强化计划功能为主要内容的“货币改革”。
金正日政权实行压制市场的“货币改革”之后，由于供给能力的绝对不足，立刻引发了物价暴涨等极其严峻的通胀现象。
据悉，朝鲜实施“货币改革”前的2005年，市场上大米1公斤价格约为650－800元朝币，而2010年则上涨为2800－3200元朝币，短短的5年间猛涨4倍，大学教授一个月的收入在市场上竟然还买不到2公斤粮食，居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朝鲜金正日政权亲眼目睹并深刻意识到市场功能受到限制时对经济严重的掣肘作用之后，2010年2月起被迫再次承认市场的存在。
于2012年4月上台的金正恩再次面临着如何对待市场这一棘手的问题。根据2012年以来朝鲜《劳动新闻》、《经济研究》等相关报刊报道，当前朝鲜金正恩政权在市场问题上的考量如下:出于维护体制、巩固政权的考虑，朝鲜必须将其经济由金正日时代的“负增长经济”转变为“正增长经济”乃至实现“高增长经济”，从而再也不能让国内百姓“勒紧腰带”。
而要做到这一点，在当前“外部支援不可靠、内部资源不能靠”的严酷现实条件下，只好再次部分启动市场这一极其有效的功能因素。问题是，在朝鲜看来，市场功能虽然天然具备促进经济发展这一积极因素，但还天生具备使经济参与者从“思想”、“理念”、“集团”中得以摆脱的消极弊端。这就是朝鲜2013年3月出台“经济建设与核武建设”并举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在一些经济部门试行所谓“新的经济管理方法”的具体背景。
目前，围绕这一“新的经济管理方法”，由于朝鲜金正恩政府还未公开其具体成效，国内外以及朝鲜学界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朝鲜金正恩政权目前所推行的所谓“新的经济管理方法”，是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化现象不断扩散这一背离现象不断加深的现实下，重新收容部分市场功能，也可以认为是金正日政权曾经实行的“7.1措施”的升级版，即它终归未能超出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始终将市场行为看成计划行为的补充与附属。
(三)朝鲜在对待“经济特区”问题上的困境
冷战时期，朝鲜一直主张要发展“自立民族经济”。所谓“自立民族经济”，是指“运用本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建设一个把所有部门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综合性经济体系”。
用当今的语言表述，“自立民族经济”可称之为“闭门锁国型经济”、“自力更生型经济”或“内需导向型经济”。
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再也不可能从前苏联等原社会主义国家获取经济援助的朝鲜不得不开始探索一条经济对外开放之路，而对当时欲极力维护固有朝鲜式社会主义体制的金日成政权来说，甚至连“中国式开放模式”都难以接受。
朝鲜苦思冥想得出的结论，便是要实行“蚊帐式开放”，并于1991年12月宣布将位于其最北端的港口城市———罗津、先锋作为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朝鲜经济特区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为:由于朝鲜这一唯一的“外向型经济”始终在同其“内向型经济”完全被隔离的状态下“独立”地谋求发展，不仅未能起到为其“内向型经济”发挥对外窗口作用。
同时，其“内向型经济”也未能起到为这一“外向型经济”特区发挥支撑作用。1991－2000年，外资对朝鲜的地区投资额仅为1.2亿美元，投资领域为宾馆、饭店、运输业、商业等服务业，投资对象多为中国华侨资本或日本的朝鲜总联合会企业。
进入2000年以后，朝鲜在韩国总统金大中、现代集团总裁郑周永等一些亲朝人士的建议下增设了新义州、开城、金刚山三个经济特区，从而实现了在其国境的东西南北四个据点均设立经济特区目标的“蚊帐式开放”的升级。
但是，从这三个经济特区的运行情况看，“新义州特别行政区”由于各种原因当时就流产，金刚山旅游观光区已于2008年停止运营，唯一艰难维持生存的经济特区便是“开城工业园区”。而“开城工业园区”的稳定性也极差，2013年曾一度停止运营166日。2016年2月至今停止运营。
2010年韩国的“天安舰事件”之后，朝鲜改变了以往对外经济合作的基调，由2000年以来与韩国的经济合作为主转变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为主。
随后，朝鲜公布了中朝边境的黄金坪、威化岛为两个新的经济特区，并同中国商定共同开发该地区和罗先地区。从目前对这两个地区的开发情况看，原定在黄金坪、威化岛培育四大产业(信息、轻工业、农业、商业)的计划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罗先经济特区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中国资本对该地区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餐饮、夜总会、物流业等服务行业，几乎没有投资在制造业上。由此可见，只要朝鲜不接纳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并融入国际社会，只要朝鲜不能从国际经济制裁中得以解脱，中国资本对这一地区大规模的流入将是十分困难的。但无论如何，中朝对这两个地区的共同开发将对朝鲜进一步走上开放化道路起着积极作用。
金正恩执政之后，朝鲜进一步展示出其对外开放扩大化的态势，2013年以来，在颁布《经济开发区法》的基础上又增设了19个地方级不同定位和不同功能的经济开发区和1个中央级经济特区，并计划引进15.9亿美元外资。为此，朝鲜已经将其原内阁所属的国家经济开发总局扩编为国家经济开发委员会以作为招商引资的机构，另外，朝鲜还新设了民间级机构———朝鲜经济开发协会。
可见，朝鲜的对外开放政策由原来的“国家级经济特区”一元化经济特区政策转变为“国家级经济特区+地方级经济开发区”并存的二元化经济特区政策，从而实现了由金正日时期“四点对外开放”扩大为金正恩执政后的“连接四点的线型对外开放”。
但是，由于朝鲜已经明确强调“经济开发区开设与改革开放纯属两码事”，即朝鲜开设经济特区的宗旨是为满足引进外资这一硬件方面的需求，而不是旨在实现软件方面的需要，譬如开展与海外的各种交流、逐渐改善投资环境、自由竞争以及自由市场等，这些“外向型经济”作为“独立的地区经济”，且作为其“内向型经济”的附属变数，只能将它定位为有限的对外开放政策框架内的一种升级的开放举措。
朝鲜历届领导层似乎均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觉，即只要在有选择的经济特区引入市场机制，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这一困境就会迎刃而解。
3.金正恩执政后朝鲜经济的发展趋向
目前，朝鲜面临着要让金日成政权创建的“朝鲜式社会主义国家”、金正日政权在国内外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守成的“朝鲜式社会主义体制”进一步繁荣昌盛的“光荣而重大”任务。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当其冲的课题就是要从持续20年之久的“贫困经济”中摆脱出来。如果金正恩在中短期内仍然解决不了目前朝鲜严峻的经济问题，民心将会不稳，社会将会动荡，体制的维护、政权的稳固也就无从谈起了。
关于这一点，金正恩政权是十分清楚的。然而，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朝鲜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从生产力角度考虑，由于朝鲜目前内部资源趋于枯竭，必须尽快融入世界市场，并制定出有效利用海外资本和技术的经济开发战略;二是从生产关系角度考虑，朝鲜还须解决目前这种制度与现实相背离的，即制度为计划经济而现实为向市场化扩散的经济体制的矛盾，并将通过市场化扩散而产生的附加值作为专项投资财源用之于经济开发上。
也就是说，由于引进外资是体制改革的函数，朝鲜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必须联动、同步进行。因此，朝鲜现行的“新的经济管理方法”乃至“经济特区”建设政策固然重要，但经济体制与经济开发战略上的突破显得更为迫切。然而，由于现今朝鲜政治制度最核心的特征为三代承袭的唯一领导体制，因而酝酿、制定经济开发战略时首先以保证维持其“朝鲜式体制”为前提条件。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朝鲜要克服其体制瓶颈是十分困难的。
不仅如此，朝鲜目前要实行类似于中国式的改革开放，还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难题。
首先，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在深刻反思以往经济发展模式弊端的基础之上，冲破种种思想观念的束缚，勇于探索、勇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的结果。而朝鲜作为三代世袭国家，它既没有否定过去经济发展方式的勇气，更没有提出崭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意图。
其次，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虽然建国以来始终处于分裂状态，但由于两者在经济规模以及其他方面的不可比拟性，中国大陆在开放初期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发生经济往来时，并未发生被吸收统一的风险。而朝鲜作为数十年来同韩国进行体制竞争的国家，目前的人口数量为韩国的一半经济规模为韩国的二十分之一，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被韩国和平吸收统一的可能性始终存在。
最后，中国作为大国，改革开放初期在中美、中日关系相对和谐的情况下，可以把国家拥有的全部资源用于经济建设上，而朝鲜几十年来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处于严重对峙中因而在“安全”与“民生”问题上不得不偏向前者，如今改革开放所需资源已经消耗殆尽。由此可见，朝鲜要推行类似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谓挑战大于机遇，风险大于利益。
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朝鲜目前面临的经济困境已经不能容忍其经济政策继续滞后，因此，笔者确信，当金正恩政权深刻认识、深刻体会到目前朝鲜这一经济发展方式并不是灵丹妙药之后，必然会重新探索出一条新的经济开发战略，本文将这一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称之为“朝鲜式变革”。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朝鲜式”非彼“中国式”。“朝鲜式变革”的总原则，是在保证其政权绝对稳固的前提下，将变革分成几个阶段，然后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其最终结果将是打破目前的经济体制，实现市场经济，进而同国际社会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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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